帝國之間的戰爭已經開始了嗎 ?
妙寄子 2022/11/22
全世界有很多觀光聖地,是早已敗亡的帝國遺跡。我帶子女在義大利觀光一周,感觸甚深。羅馬是帝國首都,統治的疆域從不列顛尼亞橫跨到巴比倫。威尼斯城曾統治的疆域,則涵蓋今天的阿爾巴尼亞、克羅埃西亞、希臘、塞浦路斯、蒙地內哥羅與斯洛維尼亞。在這祥和之城與永恆之城的諸多古蹟中漫步,令人靈感大發,卻也不免心生感傷。一如歷史學家吉朋所說,「我坐在帝都廢墟中默想」,我憑弔之餘,不禁也開始思考其他帝國的衰頹。
帝國之爭引發衝突
我的祖輩與父母見證大英帝國衰落,而墨索里尼、希特勒、裕仁所建的帝國更草草收場。我身處列寧與史達林所建蘇聯帝國衰敗的年代。有人贊同「帝國時代已終結」的妄念,但所有歷史其實都是帝國史。當今世界是由美國與中國兩個帝國主導,但仍有一些「前帝國」繼續在國際政治中扮演一定的角色,包括俄羅斯帝國殘存的俄羅斯聯邦,波斯帝國遺留下來的伊朗,也有人說歐盟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延續。引起衝突的並非不同的「文明」,而是帝國,並且經常是疆界的衝突。孩提時期老師教授的世界大戰,似乎是歐洲各國之間的競逐,之後我才明白這其實是帝國之間的鬥爭。正因為如此,衝突才會是全球性,而非僅侷限於歐洲。二戰結束後隨即進入「冷戰」。我們視此為美國與蘇聯兩個假裝不是帝國的帝國所進行的角力。但衝突的區域大致可定位為「去殖民化」的過程,象徵歐洲帝國的瓦解。「冷戰」期間衝突不斷。發生在越南、中東或南部非洲的衝突,表面上彼此之間並無關聯,但美、蘇兩大強權都深深介入其中,提供武器及金錢,將局部性衝突擴大且拉長為代理人戰爭。
這些重大衝突是20世紀的主要現象,持續改變幾乎所有地區的經濟、社會與政治生活。但在當前的時代,這些衝突的重要性已經消退。1991-2018年,也就是介於「第一次冷戰」到「第二次冷戰」的這段時期,許多經濟學者與決策官員已經對戰爭失去興趣。由於其間只發生一些規模較小的戰爭,例如波士尼亞、阿富汗及伊拉克等地,於是我們都忘記一件大事:戰爭其實是通膨、倒債最持久的推手。
大規模戰爭會同時摧毀生產能力,干擾貿易,破壞財政與貨幣政策穩定。利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(OECD)的資料,來比較跨國衝突的死亡人數與國際通膨數據,可發現全球「大穩定」(Great Moderation)經歷的時間,正是全球衝突下降的時間,亦即1970年代初期到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。
戰爭效應打擊經濟
俄烏戰爭提醒世人,由超權國家發動的戰爭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多大衝擊。俄烏戰爭之所以夠看,是因為俄羅斯仍擁有夠強的力量。如果不是美、歐及其他國家對烏克蘭提供大量的財務、軍事及科技援助,俄羅斯可能已經把整個烏克蘭拿下。以死傷人數及付出成本來衡量,這的確是一場大戰。
戰爭對經濟造成的打擊不喻自明。經濟學家往往視戰爭為「外生震撼」,一般都把戰爭排除在模型之外。但從歷史學家的立場來看,戰爭並非「外生」,而是歷史過程之中的「主要內生推動力」,是「一切事物之父」。
兩項普遍的觀點尤其值得重視。第一,在通膨預期史上,戰爭扮演非常明顯的角色。依據英格蘭銀行溯及到17世紀的資料顯示,短期通膨預期的頂峰都與戰爭有關,包括1709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,1757年開始的美洲七年戰爭,1800年拿破崙戰役,1917年一次世界大戰,及1940年二次大戰。
第二,戰爭往往導致利率史出現斷層。從14世紀「黑死病」結束之後,出現名目與實質利率下降的長期「超級周期」,但幾次重大斷層幾乎都與戰爭有關,尤其是一些使資本存量遭到摧毀,以及需要靠大印鈔票來挹注負債的戰爭。
2020年爆發新冠疫情對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影響,與世界大戰類似。疫情引發供給面震撼,美國及多國政府採取慷慨的移轉支付,各國央行也實施超寬鬆貨幣政策,因此2020年政府赤字及貨幣供給成長率都超大,規模不下於大戰時期。遺憾的是2021年多國犯下重大政策錯誤。儘管社會與經濟活動已逐漸恢復正常,但美國拜登政府再度動支1.9兆美元刺激經濟,聯準會(Fed)也維持超寬鬆政策,並認為通膨只是「過渡性」現象,結果卻大錯特錯。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,加上歐、美制裁俄羅斯,帶動糧食及能源飆漲,更對通膨勢頭火上澆油。
強權國家再起衝突,使決策官員備感頭痛。目前通膨勢頭之所以比1970年代相對緩和,是因現在工會式微,使「工資─物價上升漩渦」的風險較低。但必須注意的是現在與1970年代有許多重要的差異,使當前情勢比1970年代更令人擔憂。
首先,2020年第2季到2021年第2季期間,美國貨幣供給成長率比1970年代任何時期都高。即使貨幣流通速度已經回升,但貨幣供給年增率仍達二位數字。再者,幾乎所有OECD國家的生產力成長率都比50年前低,人口老化嚴重,對工作年齡人口的依賴率大幅升高。
金融市場益發脆弱
當今金融市場更加複雜,因此也益發脆弱。1970年代的年金基金根本就沒有「負債驅動投資(LDI)」這種東西。2020年3月疫情初爆之際,美國公債市場的脆弱度與今年9月底的英國債市差不了多少。
現在還有汙染問題、氣候變遷。當前美國政治穩定度似乎比「水門事件」時更差。最近一份民調詢問美國民眾:「你認為我國民主政治有崩潰危險,還是不這麼認為?」,結果69%的共和黨受訪者及69%的民主黨受訪者回答「肯定」。
俄烏戰爭持續的時間比1973年時的中東戰爭更長(八個月比19天)。截至目前,「二次冷戰」迄未出現「低盪」(détente)信號,情況恰恰相反;短期內美中因為台灣問題而發生對抗的風險不可小覷。
最後,雖然目前媒體對伊朗情勢的關注焦點在於「女性抗議」,但更嚴峻的則是恢復「核子協定」的努力宣告失敗,如此伊朗政府可能更快就製造出核武,使中東爆發戰爭的機率升高,因為以色列政府絕不容許伊朗擁有核武。
當前國際情勢愈來愈像1940年代,一些區域性衝突凝聚成類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局面;參戰軍隊人數較少,動用諸多無人武器,以更強力、更精準的炸彈。
更令人擔心的情況,則是拜登─賀錦麗政府最近提出的新版「國家安全戰略」。作者群(假定是由國安顧問蘇利文領導)指出,「我們不會尋求衝突或新冷戰」,但接下來卻勾勒出一套如假包換的「冷戰戰略」。他們表示,「後冷戰時代確定已經結束,主要強權之間正競相塑造下一次冷戰的型態」。換言之,「二次冷戰」已經開始,只是名字不同而已。新版「國家安全戰略」與五年前川普提出的版本多所雷同,其中充滿了「強權競爭」相關文字。新版之中,「競爭(competition)」這個字眼共出現44次,而川普的版本中則只有25次。
管制成了戰略資產
拜登針對俄羅斯的計畫究竟目的何在?表面上看,美國決心「支持烏克蘭為自由而戰」,但真正的目的其實是「削弱俄羅斯未來發動侵略戰爭的能力」,這也正是拜登政府為何幾乎沒有為協調停火做出任何努力。白宮似乎想要這場戰爭繼續打下去,雖然我猜測11月國會期中選舉之後情況會有所改變。
拜登政府容許俄烏戰爭的目的究竟何在,一直不是非常明顯,但最近蘇利文的演說中提供了答案。他說,「在出口管制方面,我們必須回到長久存在的前提,就是在某些關鍵性科技領域對競爭對手維持『相對』優勢。我們之前維持『浮動標準』作法,也就是我們僅需要領先兩代就好。但這不符合當前的戰略環境。基於某些科技的基本性質,例如先進的邏輯與記憶晶片,我們必須儘可能擴大領先幅度」。
以下才是關鍵點。蘇利文宣稱,制裁俄羅斯的行動,已「證明科技出口管制不只是一種預防性工具,而能作為美國及盟國的一種新戰略資產」。換言之,在美國領導下對俄羅斯發動經濟戰,就像對中國展示:我們也能夠對你這樣做。
重要在於美國未等到共軍犯台,就已這樣做。美國最新的管制措施已經限制先進的繪圖處理器銷往中國(這些是用於人工智慧領域的晶片)。華府也限制中國的超級電腦使用美國晶片及專業能力,及限制中國引進晶片製造科技。這樣做的目的,在於拉高中國大陸的運算成本,削弱政府與民間企業運用人工智慧的能力。簡言之,拜登政府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國的科技進步。
金融時報評論員魯斯指出,「新管制措施並不侷限於美國高階晶片出口,還延伸到任何使用美國設備所製造的晶片;這涵蓋幾乎所有中國以外的高階晶片出口廠商,無論台灣、南韓或荷蘭的廠商。這項禁令也延伸到『美國人員』,包括持有綠卡者以及美國公民」。美國宣布這些措施之後最不尋常之處,就是媒體鮮少對此發表評論。魯斯表示,「一個超級強權已對一個強權國家宣戰,卻沒有人注意及此」。
美對中國制裁危險
我最近訪問《晶片戰》(Chip War)一書作者克里斯.米勒,提到美國的管制措施是否可能重犯1939-1941年間對日本所犯的錯誤。當年美國對日本實施全面性的經濟制裁,結果使日本寧願豪賭一把。米勒認為這是錯誤的類比,因為美國對中國的制裁較具針對性,但我並不如此篤定。今天美國切斷中國高階晶片的來源,就如同1941年美國切斷日本的油源,因此拜登此舉尤其危險。(作者弗格森是彭博專欄作家,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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